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品《伊斯坦布尔》中将这座城市作为了一种象征。伊斯坦布尔无所不在的政治现实不仅将有形的贫困、衰败连接于无形的“呼愁”而且同时也指向了无所不在的荒谬。弥漫一切的“呼愁”表达着无声的遗憾。无限丰富的痛苦的氛围映衬着世界的丑与无奈，体现了一种悲凉和寂寞。同时也使艺术之笔得以见证一幅幅荒谬的图景，从而更为深刻地参与生活，更为细致地诠释了古老文明的隐忧以及它必将面临的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困窘。

当提到由于人为的破坏而损毁的古迹时，帕慕克使用了时空错位的修辞来加强忧伤的印象：“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这个蒙太奇般的场景引出了最终定义了城市性格的一些“不容易接受的“太过分”的细节”：生活中的另一种美——贫困。虽然“这脏乱中流露着浪漫主义的忧伤之美。”初见于戈蒂耶和奈瓦尔的伊斯坦布尔之旅，但是真正带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来表达这一切的却是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帕慕克。是他发现了在伊斯坦布尔破败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诗意美。这种“特殊的美”的重要性在于“唯有时间与历史巨变能够赋予街区的此种面貌；“艺术就是这样，没有现实，它就什么也不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正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沉思。“我所描述的一切，也许终究对伊斯坦布尔来说并不特别，或许，随着全球的西化，这也是大势所趋。”“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欢喜，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此处帕慕克谨慎地指出了东西方融合可能存在的有利影响，特别是针对向伊斯坦布尔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际性都市，尽管他现在处于困扰之中，但他厚重的历史始终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灿烂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必将推动整个民族朝良性的未来发展，但首先土耳其人必须认识到如何保持住这些西方人都羡慕的传统。

“伟大的艺术”是对生存与存在领悟的一种表述，是一种“原始想象”性质的“形而上”表述，从这个角度上说，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某些体验的象征。帕慕克正是在追忆中将自己化为象征，将伊斯坦布尔化为象征。通过书写他认识到“人本身的生活与心境就是城市的中心和本质，此外别无其他。”“当人能认识自己的实存与精神，即对象性与超越性的区别时，就能发现自己的自由。因为，有了区别，人就不再仅仅是个环境中的物，而是处境中的生存，它可以超越，可以选择，可以摆脱其仅仅对象性。人自身的这种双重性一是一种象征性，人也是象征，人唯有是象征时才有自由。”在这种“自由”的驱使下，他深刻地发掘了眼前现实：奥斯曼帝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经历使土耳其的文化发展具有的西方对东方的象征意义。正如人自身的双重性一样，世界也具有这种双重性，帕慕克使用了大量事实材料忠实地依据新新闻主义的结构原则，将事实叙述与评论统一在报道的框架之中，以殖民时代最流行的文学样式表述着后殖民时代的心声。此外，以照片形式陈列的伊斯坦布尔历史表达了文字以外的另一种真实，它来自于或远或近的历史，悄然消失在伊斯坦布尔人的身边。对于任何一个想观察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拥有无比宽广的含义。土耳其社会的哀伤，不仅存在于对辉煌历史的缅怀，更表现在对西化和保持传统之间无法拿捏准确尺度的彷徨和愁苦。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人生活在虚幻的空间之中，出于对政府对他们财富的窥视的恐惧，他们不敢也不愿把自己的钱拿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渴望受到这个他们不愿为之做出贡献的社会的仰慕，他们甚至比穷人更加关注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他们对社交活动的热爱与其说是出于对本阶层出身的族群的友谊，更不如说是对拥有财富而进行的低调炫耀。而躲在这背后的却是不能容与社会的一种胆怯和悲凉。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贫穷悲惨，但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的根本原因。

帕慕克以全球的眼光审视伊斯兰文明的败落时发现：某个民族的失败永远不是个体的失败，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失败。西方文化与伊斯坦布尔最大的联系不在于对他的深层了解，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对他的表面景观的描绘和景物观感的表达，他们使世界了解了伊斯坦布尔。然而这种了解只是浅层意义上的。真正深刻的影响来自于文化。帕慕克使用了“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字眼讽刺了全盘西化给土耳其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民族身份的迷失，多元种族文化的终结以及与世隔绝的单调。在此基础上，帕慕克又以位于伊斯坦布尔外城的埃于普为例，表达了他的社会历史观：西方眼中的东方已成为历史，东方和西方在霸权下被迫走向融合，世界正失去多样化，而一体化的未来却暗藏失落。面对这样的现实，历史之与现在的永恒性在于深刻的提醒：一个人在他所处的真实环境中所获得的教育要比任何一所专门设立的学习场所中学到的“知识”更深刻、更有意义。因此对“文化和文明的建设”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要赢得历史与现实的和解首先要尊重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多样性，也是从文明的冲突走向文化的融合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加　谬：《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杜小真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2]Albert Camus,L’Etranger:La Peste,Trans. Guo Ho-ngan, Li Jiang Press,1990.

任  岩：通化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