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陈映真的小说创作，“疯癫”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在他的笔下，有特征明显的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有因精神分裂陷入极度绝望而自杀者，还有内心出现问题仍旧拼命挣扎者，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疯癫的世界。而陈映真之所以如此持久地执着于对于“疯癫”的关注，与社会、历史、西方哲思的影响密不可分，作家正是通过对这疯癫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实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把握。

关键词：陈映真  小说文本  疯癫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novels of Mr. Chen Ying-chen, “Madness” has become a unique literary landscape. In his works, there ar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anity or mentally illness, and self-slayers driven desperate by schizophrenia , as well as thos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se all together constitute a world of madness. Mr. Chen Ying-zhen's lasting emphasis on the concern of “Maddness”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social, history and Western philosophic thinking's influence.Through exposing and criticizing the world of “Madness”, the writer realizes his rational grasp of the social life.

　　Keywords: Chen Yingzhen; Fiction text; Madness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不难发现，曾几何时“疯癫”成为备受作家青睐的文学道具。无论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莱特，还是鲁迅笔下的狂人；无论是对疯癫外部特征的模拟，亦或是对情感和心灵的追问，“疯癫”意象频繁出现。疯癫作为一种精神性疾病，是人性的狂躁、扭曲和裂变，恰如福柯所认为，疯癫绝不是简单的病理现象，而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现象。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产物，更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因而，在创作过程中，疯癫更直接地关联着某种精神氛围和精神生态，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作家复杂的内在心理结构及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态度。

　　检视陈映真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作家也特别钟情于对于疯癫的言说。在1963年发表的作品《文书》中就给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形象。主人公安某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一串串的幻觉中，竟失手开枪杀死爱妻杨美珠。全文由“公文”、“报告”、“自白书”、“诊断说明书”四部分组成。在小说主体的“自白书”中，安某叙说了三件事，作为其背负的精神负担，日复一日的折磨着他，在痛苦不堪、惶恐不已，以及对魂灵的无限恐惧中使其最终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整个“自白书”则是办案人利用安某清醒之时，在其服用大量镇定剂后，历时三日督促而成。其后又经办案人的拼排删修，才得以呈现。办案人对这份“自白书”的评语是：“疑犯自少颇工于文艺，惟其中仍多荒谬妄诞之陈述，语多鬼魂神秘，又足见其精神异常之状态也。虽不足采信，或不无参考之价值焉。” 至此不由让人联想到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鲁迅在小说开头也曾有“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的叙述。而不同时期身处海峡两岸的两位作家对创作有着相似的处理显然也有着共同的考虑，一则是时代政治因素，以避人耳目；二则也希望对读者阅读能起到某种提示作用。在《文书》中，一只放射鬼眼绿光的鼠色猫的反复出现，将主人公的精神痛苦衬托到了极致，致使其灵魂恐惧，最终精神崩溃。显然安某个人乃至家族的罪愆对这一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究其根本，时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种沉重的历史压力，才是致使安某精神裂变的最终根源。

　　在随后发表于1964年的作品《凄惨的无言的嘴》中，疯癫再次出现。故事在一家精神病院中展开，而兼有主人公以及小说叙述者双重身份的“我”则是在这家精神病院中经过治疗已趋康复等待出院的病人。小说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借精神病主人公意识的无序流动，使时空彼此交错，主客互相置换，以此来表现着凄惨的现实。在小说的结尾处，作家借主人公的一个奇怪而荒诞的梦表达了对于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召唤。“有一个女人躺在我的面前，伊的身上有许多的嘴……”“那些嘴说了话，说什么呢？说：‘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后来有一个罗马人的勇士，一剑划破了黑暗，阳光像一股金黄色的箭射进来。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 而同年十月发表的小说《一绿色之候鸟》中教英国文学史的赵如舟最终也忽然得了老人性痴呆症，被送进精神病院。一绿色之候鸟为作品营造了一种饱含着悲怨、悲楚与悲苦之情的烦闷、无聊、落寞、无奈的氛围，也引发了赵如舟的无限乡愁，引发了对异山奇峰的故乡的思念。

　　这种对于疯癫的言说，在1967年《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继续着。陈映真从美国军事侵略中的愚民政策以及黑人迫切要和白人享受平等地位的渴望切入，描写了一场人间的大悲剧。黑人巴尔奈·E·威廉斯在升任军曹的亢奋中精神突然失常，后来，在精神病医院中，医生以关爱的态度、温柔的语调，诱导其说出了心中的死结——“屋子里坐着一个小女孩，抱着断了胳臂的娃娃”，“小女孩既不骇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扣了扳机——耶稣基督哟——” 在侵略战争面前，人性已经失语，人性终至灭绝。与《六月里的玫瑰花》取材相似的是十一年后发表于1978年的《贺大哥》。小说仍旧取材于越战，涉及到美军屠杀梅莱村无辜村民事件，借助白人麦克·H·邱克的经历，将所要表现生活的领域大为拓宽。与巴尔奈不同，麦克的出身、经历以及政治信仰都使得他对越战具有自觉的反省与思考。这种反省与思考是理性的，开始触及到越战的非正义的本质。在《贺大哥》里，陈映真设计主人公患了精神性的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病人，受到现实的重大打击而后人格开始分裂，从意识中遗忘了过去的一切挫折、困惑和烦恼，以另一个幻想和补偿的人格重新生活。当他以贺大哥的身份出现在台湾时，下意识地忘了过去，靠教人英语来维持生活，平时就在“圣心小儿麻痹复健所”做义务复健员，为一群需要爱心的孩子服务。这段时间，他很开心，那双大眼睛中常流露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爱的光芒。然而，当他被家人发现以后，以前的回忆又重新令他精神错乱。可以说，在《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中，作家都利用了主人公的这种精神分裂的疯癫经历，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对于战争、对于人性更多地思考。

　　在陈映真的小说中，疯子或精神病患者并不少见。发表于1982年《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也是一个性格被严重扭曲，欲做奴隶而不得，最终精神断裂失常的可怜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与经历在其生理及心理上埋下阴影。三专毕业后，几经辗转，进入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全然不同的世界让其意气风华、浮想联翩。然而在一系列现实的打击下，做Manager的梦一再落空，林德旺由绝望而开始精神错乱。对着他空虚而荒芜的小屋，细声诉说着从心中蜂拥出的想法，泪水、鼻涕湿透了他那疲倦、苍黄的脸……最终在报纸广告版招聘启事的刺激下疯掉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灵魂，剖析得入木三分。林德旺的命运，固然是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但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象征。即在跨国公司这样的“万商帝君”式的经济怪物作用下，使得那些本来还算正常的人，变成一个个疯狂往上爬的角色。陈映真之所以这样描写，不仅要揭示林德旺病入膏肓的精神重症，而且要通过林德旺疯态的异样眼光，揭露跨国公司的吃人本质。

　　除了这么一个个特征明显的疯子或精神病人，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还有一群由于精神上出现问题而直接走上末路的人。在其早期作品《我的弟弟康雄》中，通过主人公康雄留下的三本日记，我们了解到这个本来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在现实中的矛盾、痛苦、自卑以及煎熬，终于在“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 的呼叫中，精神达到极致的绝望，以自杀来显示自己无可奈何的抗衡。《乡村的教师》继续和发展着《我的弟弟康雄》所表现的黑灰基调。青年主人公吴锦翔历时五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故乡，尽管平静的乡村教书生活一度燃起他对生活的热情，但灵魂深处的梦魇一直未敢触动。二二八以后学生应召入伍的现实再次揭开尘封的创伤，在酒席上，在众多相亲面前，他猛然向众人公开了那份深藏的心结，以及在波罗洲人吃人的非人性的恐怖真相。当破灭的理想与吃人肉的幻灭感交织在一起时，吴锦翔终于精神崩溃割腕自杀。1967年《唐倩的喜剧》中罗大头同样是一个陷入焦躁、恐惧、偏执的境地，最终发狂而后自杀的人物。当新实证主义的理论不能解决他和唐倩之间的问题时，内心纠结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了这位哲学系助教的人生失败。

　　如果说以上是一些准疯子，被命名的疯子，那么还有一些看似正常，实则内心出现严重分裂，在狂躁亢奋的时代中拼命挣扎的一类人，这类人的出现对社会来说，可能更是一种悲剧性的预言。以《华盛顿大楼》系列为代表，林荣平、黄静雄、杨伯良、陈家齐、刘福金这些表面看似成功的人，在华盛顿大楼巨大的阴影笼罩下，在充满铜臭血腥的物质文明作用下，或堕落，或逃亡，或丧失人格、出卖人性，暴露出人性中卑微、弱小、异化的一面。《赵南栋》中赵庆云、宋蓉萱所作出的牺牲，换来的只是他们的下一代赵尔平和赵南栋全面的倒向官能的享受。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崩解净尽了。” 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扩张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面临解体，炎黄子孙的中国意识丧失殆尽，人格出现异化，日渐沦为金钱的奴隶，只留下一个个缺少灵魂、精神颓败的外壳。而疯癫也成为人性扭曲的极致、人性异化的极致。这些异化的人和整个大众消费时代共同构成了一个疯癫的世界。

　　疯癫作为一个独特的表现领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亦不少见。但这种描述更多的集中于对外部特征的模拟，高度程式化，作为一种手段，疯癫的形象相对单一，富于现世精神而绝少悲剧性。然而，发掘陈映真笔下的疯癫世界，则更倾向于对情感和心灵的追问，注重思想的复杂性，对于生命本体饱含着浓重的悲剧意识。这和社会、历史、西方哲思等各个方面对陈映真的影响都密不可分。

　　1957年陈映真考入台湾淡江英专，１９59年在《笔汇》上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初涉文坛之时正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封锁的时期，传统文化传承被人为阻断。陈映真和其他的文学青年只能“引颈西望”，以当时风靡台湾文艺界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范本。在西方的文学世界中，疯癫早已构成一种文学谱系，从古希腊戏剧开始就有了对疯癫的描述，而步入二十世纪以后，现代主义更是采用了一系列精神与文化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疯癫有了更多的解读。“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 西方文学中的疯癫集结了人类对宇宙、人生、社会、命运以及疯癫本身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求索，体现了思考求索过程的严肃性与痛苦性，疯癫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同时，在思想和创作中，陈映真受到鲁迅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魏连殳等人物的身影会一再从陈映真的小说中浮现。在秉承鲁迅创作思想的同时，陈映真也继续着鲁迅毕生未尽的酬愿——国民性的持久探寻。这种探寻包括对人道主义纯美人性的揭示，有对知识分子内在脆弱性的反思，还有对国民奴性的批判，而这一切都通过陈映真笔下鲜活而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得以呈现。通过对其精神上紧张感的描述和灵魂的深入剖析以及看似疯癫的外在形态的表现，作家对于生命的思索与呐喊以及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也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如果说陈映真早期小说文本中弥漫着一种苍白的死亡意识，那么陈映真笔下的疯癫世界则更具持久性。死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是生命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而疯癫则是灵与肉的被分割，是人堕落到兽性狂乱极点的历程，它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包罗万象，具有更浓烈的悲剧性和反思意识。所以，当时代进入大众消费时期，“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感伤、力竭、自怜的情绪被嘲讽和现实主义所代替，冷静、客观从而更具理智地分析周遭的事物成为陈映真创作新的起点，林德旺、赵尔平、赵南栋这些内心纠结的人物也得以摆脱死亡的命运作为一种警醒世人的标志而存在着。正如福柯所说：“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陈映真正是通过对这种疯癫状态的不懈探索，实现着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理性把握。

　　参考文献：

　　[1]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人间出版社，1998。

　　[2]陈映真：《陈映真自选集》，三联书店，2007。

　　[3]鲁　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4]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

　　[5]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6]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

　　[8]赵遐秋：《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作家出版社，2006。

　　[9]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7。

胡冬智：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