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想·情感所铸造的诗歌世界

——解读建安时期三曹的诗歌创作的情感差异

　　摘  要：建安时期本身有着共同的诗歌特色，而曹氏父子血脉相连，这种共性尤为突出。但是，政治经历、各自的个性、理想情感的差异，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共性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极其独特的状态。本文就是从以上几个方面阐述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世界在共性基础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关键词：曹氏父子  政治经历  诗歌世界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他们在建安时期特殊的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对文学的特殊影响是向来为人所重视的。虽然在相同的大时代背景下，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但是，源于他们各自的社会经历以及各自的才情，又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帝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才，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他们父子所各自展示的诗的境界所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以及各自的人格特征以及他们各自的情感世界。正如朱光潜所说：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近照。人生世相本来是混整的，常住永在而又变动不居的。诗并不能把着漠无边际的混整体抄袭过来，或是像柏拉图所说的“模仿”过来。诗对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剪裁，有取舍剪裁就必有创造，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为艺术。自然与艺术的媾和，结果乃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一个宇宙，正犹如织丝缕为锦绣，菡顽石为雕刻，非全是空中楼阁，亦非全是依样画葫芦。诗与实际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超以象外，得以寰中”二者缺一不可，像司空图所见到的。在建安时期，曹氏父子诗中更多的是一种性格，而少一种情趣，因为在这个时期，虽然有着个体的自觉，有着文学的自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参与政治与更为现实的理想情怀相联结，展示出的便是他们慷慨的气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觉醒的时代，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这个过程是渐进完成的。虽在东汉末年时，《古诗十九首》中已经有了一种对生命短暂的喟叹，一种对于生命的关怀，一种对于生命意识个体的觉醒。当然，在三曹身上也有这种对生命的觉醒的意识，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个性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有所张扬，而使消极的生命意识在这种积极的生命状态中不知不觉地退潮而去。在他们生命中最为明显的经历便是政治生涯，而他们都有着积极向上的政治理想。因此除才情之外，政治生涯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有着最为至关重要的影响的。

　　一、曹氏父子政治经历与诗歌特色

　　曹操在汉末动乱中能够凭着一种对政治的敏感以及自身的政治才能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当时各诸侯割据势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并在以后的战争中逐渐打败了盘踞在北方的割据势力，从而统一了北方。虽然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政治手段对于一种传统价值的背叛遭到了一种放大与演绎，但这本身蕴涵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与必然性，并且是中国人传统价值取向“尚德不尚力”的客观反映。曹操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在其诗作上深深打上了“通脱”的个性。据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那种胸怀大略而又瞻仰天下的气势给他的诗文又平添了落拓而又大起大落的气势。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在父亲戎马平定天下的基础上废汉立魏，做了皇帝，并且在居于政治高位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激烈的权势之争，也即与曹植争夺曹操的信任感。其实，所有的伦理所有的传统道德价值在政治权势下会变得一钱不值，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人们对于“德”高者的众多推崇与赞誉，但它却无法挽转历史的车轮，作为人们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政治理想流传下来，并且积淀在传统文人的心灵深处。他们既有对现实斗争的无可奈何，但他们这种积淀的理念又时时提醒他们对现实作道德评价。任何一种正面的评价都是从道德这个角度出发的，确实现实是残酷的，人们却不肯放弃被弃在一边的理想状态。为了身居高位并且使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势力，曹丕逼迫曹植所做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便由此流传了下来。除此之外，大加铲除异己。作为一代君王的曹丕已经没有了他父亲面对敌人的那种浩然气势，已经没有了那种胸怀大略的广阔胸怀。但他取得了争夺皇位的政治争斗的胜利，有了一份安逸的生存环境。于是，在他诗中所呈现的那种委婉细致的特性便由此引发。虽也有从军戎马的生涯，但毕竟是在那样一个有气势有才能的父帅麾帜之下，不能不比其父显得更纤弱而且君主气更浓一些。

　　曹植原本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了曹操的偏爱，有着很好的政治前途。但是由于曹植个性过于独立不羁，以及曹丕与他争夺曹操信任的种种斗争，使得曹操逐渐以政治需要而选择了曹丕。然而，曹植也曾经在曹操麾下过着一种游侠般的公子生活，并且有着曹操的信任，因此他的诗文中有一种豪气冲天的政治理想。在最后的政治斗争中，他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曹丕的迫害，曾经的理想变得飘渺而不可实现，于是，便成了一名失意文人，在诗文中来抒发自己个人的抑懑之情。由于他与曹丕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对理想的某种执着，他的情感在诗中的表现是复杂的，并且有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不放弃，也即一种想要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胸怀，以及无法施展这种胸怀的矛盾，使得他诗文的情感更加饱满。

　　曹氏父子在当时历史时期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使得他们都有一种建功立业并且慷慨任忘的情怀，并且都期望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尤其曹操、曹丕都曾经把握一时的政权，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价值，因此他们诗文中展现出来的，是他们的政治情怀。曹操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气势及理想实现的气势，而曹丕更多一种安逸生活的细腻情感，曹植却有着一份理想的气势以及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与失意。

　　二、曹氏父子生活感怀与诗文情愫

　　曹操的政治生涯使得对生命关怀的观念依然走向了社会。曹操用乐府旧题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的诗篇，在中国现实主义传统中添了重要的一环。在这些诗篇中表现出来的是曹操伤时悯乱的情感，也就是得在抽象中的“仁爱”之心，即对人民的关怀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更富有一种人情味。比如：抒发征夫长期从军作战，思念故乡悲哀的《却东西门行》以及描绘孤儿痛苦的《善哉行》；还有描绘士兵劳苦思家情绪的《苦寒行》。曹操以政治家的敏锐把劳苦人民的生活摄入了自己诗文的题材中，而文学家的细腻情感传达出了一种胸怀远略的政治情怀。曹操更多的作品是表现一些重大事件的诗，如《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惨然的历史画卷，注入其中的是曹操的伤时悯乱对于百姓的同情之情。曹操还有一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短歌行》一种对人生短暂的喟叹，但他把这种惆怅的情绪全部淹没于建功立业中，因此更多一种慷慨雄壮的情调。而《步出夏门行》更表现了诗人一种吞吐宇宙的情怀。因此他诗文呈现出来的便是那种“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曹丕的诗由于他既没有他父亲曾经的戎马生涯，也没有那种经历乱世的苦打苦拼，因此，没有那种开阔的气势，更多呈现的是他作为君王的那种清丽特色。他的诗篇多以其才气胜，因此，语言上精工细雕后的那种流丽清新也是这种才气的流露，也即缺乏一种来自情感深处的触动与情愫。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典论·论文》更表明了他的一种客观与清醒，也即他对文学的理性评价。这是曹丕的博学多识而且没有来自生活过多的悲伤或者低调情绪的必然结果。在《典论·论文》中依然体现出了他所具有的文学敏感，即对作家、作品风格的评价中体现的。虽然这里有着文学自身发展轨迹的特点，但不可抹杀曹丕本身的才气与见识。

　　曹植的作品随着他的生活的变迁也有着不同的风格。早期作为一位深得曹操看重的公子，并且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才气，他的那种个人抱负与政治理想的张扬很客观地表现在她的诗文里，如《白马篇》：“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生命以及理想的本身追求。自然也有着如同曹丕作为公子时的对一些宴饮的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等。但是，在曹植的后期，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从此便走了一条理想被压抑并且无法实现的道路上，他的情感因此而蓄积，并且在他的诗作中得以阐发。早期那种慷慨任忘的意气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而在其诗文作品中深深地烙上了悲哀沉郁的情调。如《赠白马王彪》末章记：“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多了一份对生命个体的觉醒。但他的生命价值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时，便由此转入了一种对生命的深悟与感思之中，然后深深地投射在自己的作品中。

　　三、曹氏父子的情感关联与诗歌表达

　　共同的社会背景，使得曹氏父子在情感方面取得了时代的共性。并由此聚集了文人学士，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张扬出了一种时代的文学特征，即：“建安风骨”。但他们三者之间的情感关系既血脉相连，又利益相争，因此，有着许多不同的情感状态。曹操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以及政治情怀的抒发，曹丕与曹植作为同胞兄弟有过立嫡之争，在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打击过曹植，但是，在他的诗歌中最为成功的作品是细腻而温情的为思妇代笔之作，完全没有政治的硝烟。而在曹植的作品中，由于巨大的落差，以及身为受打击的承受者，作品中呈现了许多悲伤的情感。

　　无论曹操、曹丕，还是曹植，他们的作品既有着对于政治理想的豪迈与慷慨任忘，有着对于政治生命即对社会价值实现的追求，以及在这过程中，这种实现的艰难都使他们产生一种忧从中来的苦闷，有着切骚人之情的情感。但对于在他们之前的屈原而言，他们在诗中抽取出了更多的社会价值，而深深地注入了个人情感以及生命的体悟。这也是由于现实的经历，有着对于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使得这种情感更具兼容性，便也有了建安风骨的“慷慨任忘”。而两者最为明显的断裂与衔接犹以曹植为代表。他曾经有过对于社会价值的追求，但是由于种种客观环境的压抑而无法实现，他却仍没放弃，没有给自己一种逃避，而是在苦难中挣扎。

　　曹氏父子在文坛的地位是各有特色的，这是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经历，所实现的社会价值以及个人才气所决定的。这种各异的特色给文学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

　　参考文献：

　　[1]刘　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

　　[2]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曹　植：《七步诗》，《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4]曹　操：《蒿里行》，选自朱东润《中国历代作品选》（上编），1979。

　　[5]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6]曹　植：《白马篇》，朱东润《中国历代作品选》（上编），1979。

　　[7]曹　植：《赠白马王彪篇》，朱东润《中国历代作品选》（上编），1979。

王大勇：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