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方学》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赛义德审视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关于东方的观念和再现，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分析了“东方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并对东方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追述、分析和批判。

　　关键词：赛义德  东方学  话语分析  权力关系

　　赛义德著名的《东方学》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东方学》关注的是诸如人类学、语文学等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东方学》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赛义德把语文学学科生成的历史背景给予了充分的展示和详尽的分析。他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他们通过掌握如梵文、阿拉伯文等“东方” 语言，搜集有关“东方”的文字素材，为欧洲建构了一整套有关东方文明的系统知识，并以此来确立欧洲人的“他者”和欧洲文明的边界。因此，赛义德坚定地认为“东方学”是欧洲人到达“自我”“身份认同”的认识论渠道。《东方学》也是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其视角具有广泛的历史性及 “现世”特征，他不仅考察学术著作，也考察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游记、宗教和语言学著作等。赛义德相信，所有文本都是入世的、产生于特定情境之中的，一文类与另一文类、一历史时期与另一历史时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赛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学研究历史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述和批判。

　　对于“东方学”，赛义德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更主要的是当作“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来进行解读和研究。他审视了自萨西(Antoine Sacy)、赫南(Ernest Renan)以来东方学家研究埃及、阿拉伯、穆斯林等地的东方学著作以及福楼拜、奈瓦尔、夏多布里昂等作家描写亚洲和美洲殖民地的作品，考察了从18世纪中期到今天为止西方对于东方的概念和表述的演进。赛义德将“殖民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即从西方如何“看”东方这一角度，来批判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东方主义审美观，包括作品中所渗透的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愚昧、野蛮、落后的偏见等。他还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对“东方学”的霸权话语分析之中，创造性地用于批判后殖民时期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态度与立场，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分析了“东方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关系。赛义德指出，东方学的“东方”只不过是人为建构的实体,是民族幻想、学术想象和权力运作的结果。

　　赛义德用“Orientalism”（东方学）这一术语概括地表述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并揭示了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作机制。赛义德认为“Orientalism”（东方学）指涉彼此相互关联的三种含义：首先，是指学术研究学科，一种知识体系，即“东方学”。他指出：“最易于为人所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这一称谓的确仍然应用于许多学术机构中。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东方学家偏执地认为，“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的差异是，前者书写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所书写。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是观察、研究等权力。”简言之，就是“一个作者和一个被书写的对象”。因此，在东方学家的“东方研究”中，“东方被表述为僵化停滞、一成不变，需要别人对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别人提供有关自身的知识”的这样一种形象符号。东方学家固执己见，坚持“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西方人所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在东方学家的眼中，东方无法表述自己，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只能被西方的“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东方的形象一成不变，那就是始终没有能力界定自己。 其实，“东方学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赛义德看来，在各种各样的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所以，“东方”不是东方，东方被“东方化”了。

　　赛义德观点认为，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东方主义”。它是一种类似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式的、狭隘的思维方式，它以东、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于‘the Orient’（东方）与大部分时间里的一种称谓‘the Occident’（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之上的。许许多多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们都以这种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作为切人点去构建自己关于东方和东方人以及东方意识的著作、理论。在他们的笔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标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这个“东方”是在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了。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东方学家的视野，并且强化了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东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东方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所有时期都仅仅被认为对西方的被动响应，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动的目击者和审判者。

　　另外，东方学还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通过与政治、文化、道德、知识等权力的交换而形成的话语方式。赛义德指出，“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因为，“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急剧扩张时期相吻合。”东方学家认为自己完成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联合，但主要是通过进一步确认西方在技术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方式”。赛义德认为，东方学家已经成为所属的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西方的意识、知识 、科学控制着最遥远的东方地域以及最细微的东方要素”。因此，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而“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这些关于东方的“知识”不仅使西方人产生了一种虚妄的文化优越感，更使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东方主义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赛义德把注意力如此集中在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而非专业研究者身上，是为了强调东方学、关于东方的知识、与东方的交流所发生的从学术性态度向工具性态度的重大转变。东方学“自身乃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在赛义德看来，“一道知识与权力的连续弧线将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东方学家联系在一起；这道弧线构成了东方舞台的外缘”。东方主义并不是描述、研究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文化霸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所虚构、制造的东方。“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而且是以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从本质上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的一种认识体系，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加以长期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威压迫的方式。

　　赛义德审视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关于东方的观念和再现，对东方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了追述、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尖锐指出，“对美国人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而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尽管没有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么明显——则与美国人不同，他们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像。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赛义德赋予“Orientalism” 东方学（又译为东方主义）以多种含义，东方主义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方主义所表述的是一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强权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

　　赛义德强调，在西方各种各样的著作中所描绘的“东方”，在东方学家的笔下所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这个“东方”是在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东方学（Orientalism）所说的“东方”（Orient）不是地理位置的东方(East)，而是西方人(Occidental)自己所反映的世界中的一个“他者”(the Other)。对于西方人来说，为了构成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这个“他者”是必需的。因此，“东方”是西方人的一种发明。“东方”几乎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东方是欧洲最富裕的、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的文明与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的、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西方把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与经验。在后殖民批评理论看来，作为“他者“形象，“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的、所感兴趣的。于是，这种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赛义德分析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东方已经确定无疑地显示出其语言的悠久历史——比希伯来圣经语言的谱系更早。这一发现首先是由一群欧洲人做出的，然后传递到其他学者，并在印欧语言学这一新学科中被保存下来。于是，一门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东方的强大的新学科诞生了，伴随着这一学科的诞生，正如福柯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6)中所表明的，科学研究的整个相关网络被建立起来。贝克福德、拜伦、歌德和雨果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构造了东方，通过其作品的意象、节奏和主题使东方的色彩、光芒和人民得到表现。‘真正’的东方至多激发了作家的想像，但很少能控制其想像”。 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它本身就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所以，东方主义“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

　　赛义德基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立场，对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所谓“东方学”或“东方研究”——不仅包括了西方对东方在学术上带有倾向的研究，而且包括了西方在客观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中对东方所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向西方传统的东方学发起挑战。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的“东方学”伴随着赛义德《东方学》的出版而被赋予了后殖民批评的崭新内涵。后殖民批评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赛义德指出，帝国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身份“（identity）其根本就是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追本溯源，人类学自起源开始，文明的“自我”与原始的“他者”之间的冲突就一直存在。这里的“文明”一词，是西方创造的概念，而相对应的“原始”和“他者”则是暗指东方（整个非西方世界）以及西方的若干落后地区及那里的居民如印第安人。“他者”的概念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它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在传统殖民主义的话语中，西方作为“自我”，通过文学写作、学术研究对东方进行着一种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形态，成为人为建构的“他者”，并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属物。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塑造即是一个例子，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异国形象上，通过异国形象来诉说自我的梦想、欲望和追求的同时，塑造者也诉说自身的焦虑、恐惧，异国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

　　赛义德对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分析，对于西方文化在殖民主义时期对东方所进行的文化“殖民”现象和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并非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原殖民地，本土文化被西方化，与文化传统产生断裂，似乎没有西方的语言和观念便无从认识自身，也就产生了后殖民理论家所揭示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赛义德认为，不同时期的大量东方学著作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人为了确认“自我”而构建起来的“他者”。东方总是作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他者”形象出现，在东方“他者”形象的陪衬下，欧洲西方“自我”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显。赛义德指出，“在东方的知识这一总标题下，在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学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因而，东方学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在文化霸权上最为直接和露骨的表现。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 ，（项目编号：07SA068）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2][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英]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

许晓琴：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