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您的六十华诞即将到来，在您的儿女为您梳妆打扮，翘首期盼这神圣之日来临之际，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灿烂千阳》，是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胡赛尼的一部作品，讲的是过去三十年里，在饱经战火焚烧的阿富汗，两位普通女性的人生遭际。一位叫玛丽雅姆，一位叫莱拉。

　　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是无能为力的。生于哪个国家，生于哪个城市或乡村，生于哪户人家，生于哪时哪刻，自己是完全被动的。玛丽雅姆和莱拉，她们被动地生在了那个战火纷飞、随时面临亲人或自己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国家，饥饿、苦难、压迫、死亡，如影随形。

　　而我，庆幸生在我的祖国您的怀抱里，也庆幸生在这样的时代。看看玛丽雅姆和莱拉的生活，再对比我的真实生活，您就会理解我这种心情。

　　玛丽雅姆，一个出生就遭到唾弃的私生女，十五岁就被迫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而丑陋的鞋匠。

　　我，生在一个不富裕但却温暖的家庭，波澜不惊地渐渐长大，然后读书。十五岁，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散步、背诵课文。

　　玛丽雅姆，她经历了七次习惯性流产，不能生育之后，鞋匠将她当成了拳脚和铜头皮带的练习场。

　　我，下班去幼儿园接女儿，女儿像只美丽的小鸟一样飞进我的怀里。到了家门口开信箱，有几张稿费单，我说芮宝，今晚妈妈给你买芭比娃娃和巧克力吧。女儿说妈妈把嘴嘴拿过来，我俯下身，她亲一口，小大人似地说：“妈妈又来稿费了，来，亲一口，鼓励一下！”

　　玛丽雅姆，她做好了饭，丈夫鸡蛋里挑骨头地把饭吐在桌上，把菜汤和米饭统统倒到桌上，她跪在地上试图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饭粒，但手抖得厉害，害怕得胸口发紧。丈夫使劲捏住她的下巴，然后把几块冷冰冰坚硬的石块塞进她嘴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他咆哮着，快嚼！她的嘴里发出咬碎的声音，泪水从眼角不断滴下来。吐出来的是碎石块、血，还有被咬碎的牙齿碎块。

　　我，先生知道我喜欢吃芹菜饺子，周末早早起来去市场买回鲜肉和芹菜。芹菜饺子比韭菜饺子麻烦很多，芹菜要摘叶、洗净，再用滚热的开水烫软、挤干水分，切成极细的小丁。然后和馅，再一个个包好、煮好，端上餐桌：请老婆大人品尝并提宝贵意见。

　　莱拉，战争使她失去了两个哥哥，战争迫使青梅竹马的恋人失去一条腿并且逃往异国他乡。十四岁那年，一枚呼啸的火箭弹炸碎了她近在咫尺的父母，从此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她的亲人。她捡回一条命但炸聋了一只耳朵。十四岁，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老鞋匠——玛丽雅姆的丈夫，做他的第二个老婆。

　　我，两个哥哥都成家立业，家庭幸福，我的父亲风采依旧，还在教书育人，我的母亲身体健康，她欣慰地看到儿女们的日子都还算红火，享受着儿女们的孝顺和日子的安宁。

　　莱拉，每天必须按所谓“国家法律”祷告五次；不能唱歌跳舞打牌下棋看电影画画写书；作为女人不能出门，如果出门要有男性陪同，被发现私自上街，将挨打；不能使用化妆品，佩戴珠宝；不能穿好看的衣服，不得主动和别人说话，不得和男人对视，不得在公共场合笑；因为是女人而不能工作……

　　我，清晨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淡妆，乘地铁或开车去上班。我接受良好的教育，我读我愿意读的书，写我喜欢写的文章，我逛街买我喜欢的指甲油和润唇膏，我唱歌，我与朋友聊天、微笑或大笑……

　　莱拉，在妇女被极度蔑视的“法律政策”中，女人连上条件好点的医院看病的权利都没有，包括生孩子。给女人生孩子的医院肮脏残破，没有氧气、没有干净的水，连基本的医疗设施都没有，连麻醉药都没有，莱拉难产，不立即施行剖腹手术大人胎儿都要送命，万般无奈，莱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女性忍受力接受了剖腹手术。

　　我，四年前生女儿时情况不太好，凌晨一点多救护车呼啸而至，火速送往由宋庆龄创办的，条件最好的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医生以娴熟高超的技术让我的女儿平安降生，让我没受什么痛苦……

　　不要以为玛丽雅姆和莱拉是久远历史里的两个女人，不是。前者生于六十年代，后者生于七十年代末。后者莱拉仅仅比生于八十年代初的我大几岁，几乎可算我的同龄人。

　　可是，身处不同的国度，我们的命运，天渊之别。

　　再次读起舒婷的《祖国，我的祖国》，我的眼里泪花泛起：

　　你是簇新的理想，正要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你是雪被下古莲的胚芽，你是挂着眼泪的笑窝，

　　你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祖国啊，我充满希望的祖国！

　　祖国，您是所有中国人的母亲，没有您的强大，没有您的繁荣，没有您平安，没有您的稳定，哪有我们朝霞蓬勃的黎明，哪有所有中国人宁静安适的夜晚？

　　在祖国宽阔的怀抱里，我们才能感受到无处不在普照生命的温暖阳光！

感谢您，祖国——我亲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