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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美丽的河流，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这条河流的一坡一湾、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真实而清晰。每每从梦中醒来，我还如身临其境一般，犹自回味不已。
这是一条并不宽阔的河流，水面也只有三五丈宽的样子。清澈的河水，由南向北舒缓平静地流淌。河中的水草，如少女秀发般，随着水流轻轻摇摆。三三两两的鱼儿，不时嬉戏出没其间。曲折蜿蜒的河道中，隔三差五地生着一丛丛茂密的芦苇。一只只或翠绿或深红、背部有金色条纹的青蛙，瞪着一对鼓鼓的大眼睛，蹲在苇棵之下，间或发出一两声百无聊赖的鸣叫。河两岸亦为乡间小道的堤坝旁，长着一株株枝繁叶茂的洋槐树和柳树。有些树粗大的枝干，压着水面伸向对岸，浓密的树荫几乎把河水完全遮掩，平添了几分幽深的意境。
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或骑车、或步行，沿着河堤自在地行走。馥郁的槐花香气，随着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河堤外绿油油的麦田里，不时飞起一只漂亮的鸟儿，扎向湛蓝的天空，身后撒下一溜欢快的鸣叫。在河水流过的村头小石桥边，几个农家大嫂一边悠闲地拉着家常，一边从容地浣洗衣裳。有时候，走得耐不住寂寞的我，会拣起块土坷垃，逗一下往河堤上傻看的青蛙。它们纵身入水溅起的声响，更反衬出这乡间小河的宁静……
我的记忆告诉我，这条河流确曾存在过；河边那些大树的身量还告诉我，这条河曾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尽管读书不多，但却是快乐无忧而多姿多彩的，我始终这样认为。在那个非高考的年代，家人常常把我送回故乡，让我在那青翠的原野上，自由自在地放飞清爽的心情。那里有我和乡村玩伴过不够的坡坡坎坎，下不烦的沟沟湾湾。当然，还有这条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河流。
这条河，就在我故乡那个村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我之所以对这条河非常熟悉，还因为它分别从我姥姥家和一个姑姑家的村旁流过。沿着河堤小路向北一直走十几里路，就能到姥姥家。儿时，我常常顺着河边去姥姥家，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可以说，这段河道的每道湾、每棵树、每蓬芦苇，我都熟悉。于我而言，这样的行走过程充满了乐趣，一点儿也不枯燥单调。我常常会因为同路旁的一只蝈蝈、河边的一只青蛙忘情地追逐玩耍，而耽搁了赶路的时间。
我姑姑家那个村子，就在我们村正西河对岸。这个姑姑是我的大姑，早年病逝，我并没有见过她，家中只有姑夫带着两个儿子聊度时光。其中，老大大我许多，早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当然没有工夫同我玩耍。老二大我五六岁，生下来便双目失明。而这个有残疾的老二，却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我与他初次谋面，是记事后第一次跟爷爷奶奶回故乡。到家的第二天，他提着个苇篾编的小篓来了。篓里面装了四五条巴掌大的鲫鱼，他说是自己“拿（抓）”的，他爹让他给姥爷姥娘送来尝尝鲜。那时他也就十二三岁，脸盘方方正正的，皮肤黑得像泥鳅，一双大眼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云翳。我当时看了他这副样子，心里很不自在，就隐隐有些厌恶他的意思。
后来，爷爷奶奶告诉我，别看他看不见，却是个心灵手巧，很懂事的孩子。他家就在河边，下河捉鱼捞虾什么的，明眼的孩子也比不过他。他家的那些个筐啊、篓啊、篮的，都是他自己动手编的。我见过那些小篓小筐什么的，真的很精巧。因为眼瞎，姑夫一直也没给他起名字，大伙就都喊他“瞎汉”。跟他相熟之后，我也一直喊他“瞎汉哥哥”。对这样的称呼，他想来是习以为常，听得泰然，应得自然，全无反感不满。
爷爷奶奶曾带他到青岛去检查过眼睛，医生说很难治了。此后，姑夫就再也不同意给他看病了。姑夫说，人各有命，老天给了这孩子看不见的命，只能怨他自己没福。我觉得，他的症状很像是先天性白内障。以如今的医疗水平，治好他的眼睛恐怕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是那么的聪敏伶俐，却没能亲眼看看这多姿多彩的世界，真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往后再回故乡的时候，“瞎汉哥哥”总要领着我去他家玩上几回。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我由反感转而钦佩，乃至渐渐有些五体投地了。他带我玩耍的主要场所，就是他家附近的那段河道。跟他玩得多了，我才知道了他有多么的了不起。听姑夫讲，每当听说我要回故乡了，“瞎汉哥哥”就天天不住地念叨，盼着我早些到来。现在我知道了，他的人生是那么孤寂单调，肯定格外渴望理解关爱。我对他的崇拜，于他而言，自然也就值得珍视与自豪一番了。
在大人面前沉默寡言的“瞎汉哥哥”，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却变得灵动活泼，神采飞扬起来。他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这段河道的每一道坡、每一个湾、每一棵树、每一丛苇，告诉我哪儿的鱼多、哪儿的水深。他抓鱼真的很有一套，鲫鱼、草鱼、“鸡腿儿（一种小鱼）”、泥鳅，在哪儿抓、用什么方法抓，他摆弄得头头是道。
“瞎汉哥哥”抓鱼的主要方法，是把自己编织的鱼篓、拦网，安放在水中恰当的地方，静候鱼儿自投罗网。由于对鱼性、水势烂熟于心，这种看似守株待兔般的笨招，技术含量其实并不低。有时玩得兴起，他也会钻到水中赤手摸鱼。有一回，他摸到了一条斤把重的草鱼，兴奋得我大呼小叫，不停地喊他“小兵张嘎”。他没看过电影，自然不解其意。我就告诉他，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小英雄。他听了很高兴，脸上流露出十分灿烂的神情来。
“瞎汉哥哥”尽管眼睛看不见，耳朵却异常灵敏。有一次，我随几个小伙伴去河边玩耍，他那个村的几个孩子，可能觉得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地盘，就从对岸扔土坷垃驱赶我们。我们不甘认输，也拣起土坷垃还击，一场激烈的土坷垃战就此爆发。激战正酣间，猛听有人一声大吼：“别打了！我城里来的兄弟在那边！”大家定睛望去，却见我的“瞎汉哥哥”手持一根木棒，威风凛凛地站在岸边。原来，他在家中听出了孩子们混乱的喊叫中有我的声音，怕我吃亏，操起根木棒就冲了出来。
每逢“过雀儿（候鸟经过）”的时节，河边的林间苇丛，会有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鸟儿觅食小憩。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瞎汉哥哥”凭着鸟儿的鸣叫声，就能分辨出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比如百灵、黄雀、红下颔、三道眉、虎皮、柳莺、滴滴水儿什么的。对此，我莫名地诧异，就问他何以会有这般本领。他说，每当听到好听的鸟叫，他都会学给懂鸟的大人听，向他们讨教这是啥鸟在叫。说罢，还模仿了几种鸟的叫声给我听，那声音足可乱真。我服了，彻底地服了。学完鸟叫，他叹了口气，说：“这鸟叫得这么好听，长得也一定很好看。”从他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一种无限的神往。
“瞎汉哥哥”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在大人面前，他很守规矩，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多说一句话。在我面前，他却很有大哥风范，处处让着我、护着我。在他家吃饭的时候，捕来的那些鱼虾，他都让给我吃，自己却不肯动一下筷子。吃饭时的干粮，分为白面、黑面（地瓜干面）两种。白面的是为我特意准备的，黑面的他们父子吃。“瞎汉哥哥”拿干粮的时候，总是准确无误地将白面的递给我，黑面的往自己嘴里送。我就纳了闷儿了，干粮都放在一个箩里，他怎么就一次也拿不错！
长大成人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瞎汉哥哥”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家门前那条河就成了一家造纸厂排污的去处。慢慢地，河水黑了、臭了，鱼虾们绝迹了，水草芦苇们也都死光了。亲戚们说，污染不太严重的时候，他还天天下河，到后来实在没法下了，他就天天坐在河边发呆。如此过了十来年之后，他患了肺癌，去世了。他走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亲戚们说，他的病，都是让河里的臭水给熏出来的。水臭了以后，大家都劝他不要再到河边去，可他就是不听。我想，我能理解他的心思，也知道这条河在他心中的份量。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内心却无比渴望光明。这条伴他长大的河流，为他的人生增添了几分难得的亮丽。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天地，因为这条河，他的生命不再孤独。河没了，他的魂也随之没了。
后来，听故乡来的人说，那条河连臭水也没了。现在干脆就被填平，踪影不留，连同那些年代久远的大树。听他们如是说，我很伤感。为了那条梦中的河流，也为了我可怜的“瞎汉哥哥”。然而，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条河叫什么名字。也许，它原本就没有名字。
童真是美好的，怀旧是甜蜜的。但我真的不希望一条条曾经美丽的河流，到头来都只是作为承载童真的记忆，在我们的梦境中存在。
往事并不如烟
——我难忘的1977
在2004年的一次海外高端人才交流洽谈会上，我遇到了一位27年前的旧识，他叫陈晓钢，此时已是定居英国、拥有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头衔、很有些名气的学者了。
我们相识于1977年高考的报名点。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他在公社广播站上班。因为比较谈得来，在准备高考的两个多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那年，他被西北纺织学院录取，我却名落孙山。上了大学之后，他还给我来过几封信，劝解我不要灰心，要相信自己的实力，继续备考。我想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与他的鼓励不无关系。
他乡遇故知，我们很高兴，聊了很多，自然也忆起了难忘的1977。我的大学梦圆于1978，但却始于1977。
一
1976年12月，在结束了一年半的插队知青生活之后，不满19岁的我被招工到了寿光县造船厂。
我是从济南回故乡插队的，而这里主要安置青岛知青。招工的时候，济南不会来这儿招人，青岛又不招外地的，我便掉到空儿里了。尽管很不情愿，但无奈之下也只好在当地就业了。说实话，我们这些末代知青，无论从政策导向上，还是思想认识上，已经没有了扎根农村的基础。反正早晚都得走，高成不了，低也得就啊！
寿光造船厂位于寿光最北部莱州湾畔的羊角沟镇。这里距离县城还有40多公里，是个渔港小镇，小清河由此入海。我坐长途汽车去厂里报到的时候，车子越往北开，眼里的景色就越荒凉。到后来，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连棵树都难得一见。
羊角沟镇很小，只有一条可以勉强称得上是马路的街道。那时的长途汽车站，离镇子还有接近一公里的样子。下了汽车，还没走进镇子，一股浓重的咸鱼虾酱腥气便扑鼻而来。我想过这里小、这里偏，但真没想到会这么小、这么偏。很多人都有比较强烈的大城市情结，在大城市生活、长大的人，就更是如此。那些同我一起学习劳动的青岛知青对我说，哪怕少定三级工资，也要回青岛去工作，死活也不能留在这里，即便是再好的单位也不行。我当时的心理落差与无奈，可想而知。
镇子小，我们的厂子更小，全厂的正式职工还不到200人。分配工种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可能是看我个子高（其实完全是徒有其表），就没让我干电工、钳工等人人眼热的工种，而是把我分到了船体车间，做了一名钣金工。按照国家当时规定的粮食定量标准，我每月可享受46斤供应粮。这是个最高的供应标准，同码头扛大包的搬运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国家认为，我所干的这个工种，是最重的体力劳动岗位之一。我们这个小厂没那么多机械设备，所生产的一种小型钢壳渔轮，厚达十几毫米船体钢板上的弯弧，都是我们抡着18磅的大铁锤，一锤锤砸出来的。
厂子又偏又小，工种又苦又累，如果说我不想离开这里，换个活法，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想调回大城市工作的话，简直难比登天。因为工人调动，通常采取对调的方式。比方说，假如我想调回济南工作的话，需要先在济南某个单位，找个因为夫妻分居等原因，愿意调到羊角沟镇来工作的人。然后双方分别提出申请，办理有关调动手续。羊角沟镇这么小，要想从济南找个愿意调过来的人，跟大海捞针没啥区别。
进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对我说，干上几年，若是碰上合适的，也可以考虑找个对象成个家，家里不会反对的。那意思是，往济南调的事情，基本上就不用再想了。好在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不会沉溺于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虽说工资低点、活儿累点，但下了班看看书、吹吹牛、打打牌、喝喝酒啥的，小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儿。
就在我逐渐地接受了现实、安于现状的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二
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正式公布的，但此前较早就有人风闻此事。我们厂有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电工，从那年的初夏便听说了恢复高考的事情。每天一有空，就拿本政史地、数理化之类的课本，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基本上不参与我们一干小青年的玩耍游戏。他也曾劝过我，让我早着手复习，考上大学就不用愁调动的事了。对他的话，我将信将疑，并没太往心里去，还是照玩不误……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真真切切地传来之际，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手足无措。由于平时爱看个闲书，我被不少工友视为“文化人”。比方说，我不仅知道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我还知道斯德哥尔摩、雷克雅未克、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等等。瞎聊起来，常常把个工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的工友就调侃我，说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间之事”的“万事通”。我听得出，这话里还是很有些讽刺意味的。年轻气盛的我，确实比较爱显摆一些。
正因为如此，当传来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大家就纷纷鼓动我去报考。工友们说，你看了那么多书，一准能考上。听大家如此说，我心里暗暗叫苦，这都哪跟哪儿呵！我看的那些书，都是闲书。所谓闲书，是有兴趣才拿来看了解闷儿，跟高考本无多大关系的。对自己的那点儿斤两，我多少还是有点儿数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了1978年高考的一道地理题。大意是，一个人于秋天从美国的一个城市出发，三个月到达厄瓜多尔的基多，又三个月到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此地在纬度线上与美国那个城市相对应，那么这个人到达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分别是什么季节。相信这道题把当时的许多考生都绕迷糊了，而我却得了高分。这也说明，平时多读点儿书，总归还是有些用处的。
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经不住捧的，年轻人尤其如此。“文化人”之类的说法听得多了，我的信心也慢慢膨胀起来，心想不去报考还真就对不起工友们的高看了。再者说，高考的恢复，又点燃了我心中重返大城市的希望之火。倘若考上了，毕业后分配到大城市工作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这就是我参加高考的主要动机，虽说不怎么高尚，但却真实，毕竟那时我只是个贪玩的半大孩子。
后来，我跟好多同龄人交流过报考大学的动机，或者说是动力。来自农村的人，基本都说是为了跳出农门，吃上馍票（公家饭）并找个吃馍票的媳妇儿。来自工厂的人，则几乎全是奔着把三十几块钱的工资，换成五十几块钱去的。总之，在大多数平常人看来，上大学就是换个活法的极好机会。这样的人很普通，这样的想法很普通，但却并不妨碍他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读过一些名家回忆1977、1978高考往事的文章，其中有的人还比较熟悉。看到他们当年对高考的深刻认识、参加高考的满腔热情和远大志向，我深为自己的幼稚、浅薄而羞愧不已。但我也觉得，一个人在成名之后，真的没有必要回过头来拔高年轻时的自己。
三
既然报名高考了，顺其自然是不可能的，心中不免就会有些想法。于是，便开始了手忙脚乱、盲人骑瞎马一般的复习备考。不管谁说哪本书有用，逮过来不由分说就看、就背。至于能不能弄得懂，那就两说着了。听说哪个熟人手里有本好的资料，死皮赖脸也要借来看上一看。
听说一位亲戚手里有本外地寄来的复习大纲，非常有参考价值。于是，一天下午下班后，我便借了辆自行车，直奔他家而去。他家离我们厂接近70里路，我前边说过，我们厂往南有很长一段距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天又是那么黑、那么冷，我却没有丝毫害怕、难受的感觉。到了亲戚家，已是子夜时分。我拿了资料，马上往回赶，在第二天上班前赶回厂里。回厂后，我找了那位轮到上夜班的电工工友，我们俩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地分着轮班抄，连着抄了两天，硬是把那本资料全部抄了下来。第三天晚上，我又来回跑了一宿，给人家把资料送了回去。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们厂的职工，大部分家不在当地。厂里为了方便职工探家，不是每周都休息，而是每两周休两天。那资料人家又要得急，我不可能等到休息日再还给人家，到邮局寄就更慢了。如此，我只能是昼夜兼程。好在那时我年轻，年轻真好！
复习备考期间，车间的领导、同班组和同宿舍的工友们，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比方说，我们厂所在的那个小镇，电力供应不足，宿舍每到晚上十点钟就要停电。为了方便上下夜班的工人照明，厂里为每个宿舍配发了一些蜡烛。我晚上要挑灯夜读，蜡烛不够用，其他工友便纷纷把自己的蜡烛让给我用。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些蛮有趣儿的故事。记得是准备1978年高考的时候，有一天，我正与那位电工工友在一起复习，一位年长的工友来给我送蜡烛。见我们讨论得很热烈，他便打趣儿说：“这个学法，还能考不上啊？等你们考上了大学，可别忘了我的蜡烛，得请我客啊！”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落榜经历，那位电工工友就有点儿烦：“你现在说这些没有用。要是真考上了，别说请你个客，就是摆上八桌子也行啊！”那位年长工友就笑了：“看看，看看！想上大学想得都急眼了！”
再比方说，复习备考期间，车间里总是尽可能地给我多安排一些夜班上。要知道，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上夜班，一是工作量相对比较小，干得时候少、歇的时候多；二是有夜班补助，在月工资三十几块钱的情况下，可不能小瞧了那五、六块钱的夜班费。所以，大家都愿意上夜班。把别人的夜班调给我，是需要有人作出牺牲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夜班工地不停电，看书方便。
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恶补，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我还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走进了1977年的大学考场。那一年，山东省同我一起走进考场的考生，有80万人之多，而录取人数不到一万人。这个数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假若当时就知道，恐怕考也不用考，当场就吓跑了。
四
《难忘的一天》，是1977年山东省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当我在考场上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脑子有些发懵，出现了间歇性思维抑制，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下笔了。
考场上很静，静得纸笔磨擦的沙沙声、手表秒针的嘀哒声都清晰可辨。心情稍许平静之后，这悦耳的声音一下子激起了我的灵感。看着考生们埋头奋笔疾书的身影，我突然想到，这声音、这动作，不正像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尽可能挽回过去所耽搁的时光么？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作文的开头：“今天，是我走进大学考场的第一天。相信这一天对于我、对于同我一起走进考场的千万个考生，乃至于对于整个青年一代来讲，都将是难忘的一天… …”然后，我写出了自己在考场上的所感所悟：参加高考的幸福、激动、憧憬，以及曾经的迷惘、遗憾、惭愧等等，一篇作文挥洒而就。写完之后，我很得意。
结束了考试，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傻眼了。原来，按照这个题目的出题思路，主要有三个题材可供选择：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粉碎“四人帮”。而最佳选项是毛主席逝世，据说高达95%的考生选择了这一项！很显然，以当时的标准而论，我跑题了。
我不死心，利用回省城探亲的机会，走访请教了好多位大学、中学的老师，有的还参加过高考阅卷。很不幸，他们也都这样认为。有位老师的话很有代表性：“对待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命题，你既没有抒发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又没有表现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的盛况，给人一种很自我的感觉，怎么能得高分啊？”想想也是，在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模式还严重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情况下，大家这样看问题不足为怪。与此相佐证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一位系领导半是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人人都向往北京，你为啥叫离京啊？录取你的时候，大家直犯嘀咕，心想这个人可千万别在政治上有问题，同毛主席、党中央离心离德啊！”我想，在倡导个性张扬、推崇与众不同的今天，我的作文没准儿能得高分。
成绩出来之后，我侥幸进入了体检合格线。但体检人数是录取的三倍哦，竞争仍激烈得不得了。尽管我朝也想、暮也盼，整日不思茶和饭地等待那张进入大学的通行证，但最终还是榜上无名。至于原因，则不得而知。那时做事情，透明度、公开度以及人们的维权意识等等，与今天相比，真乃天壤之别啊！
令我感动的是，工友们没人因为落榜而嘲笑我。他们纷纷鼓励我说，考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再加把劲儿，下回一定能考上。为了便于我复习，大家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各种方便。1978年，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但遗憾的是，领到通知书之后，我光顾了高兴，忙前忙后地办手续去上学了，竟没来得及好好跟那些鼓励我、支持我的亲爱工友们把酒话别。
2007年，我又去过那个小造船厂。让人感叹不已的是，它已今非昔比，难以为继了。那些相熟的工友们，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下岗的下岗，也难觅其踪了。哦，我相濡以沫的工友们！
往事并不如烟，岁月但却似歌。我的高考经历虽然很平凡，但这平凡的经历依然让我无法忘怀。
走姥娘家
一天傍晚，在一家幼儿园的门口，我碰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两个看上去分别是祖母、外祖母身份的老太太，为了把一个小男孩儿接到谁家去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一个说，你们家接的次数够多了，轮也该轮到我们家了。另一个说，他爷爷出差今天回来，想孙子想得不行，我们就再接一次吧，云云。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二人就把决定权或者说是矛盾推给了小家伙儿，问他愿意跟谁走。想必是小家伙儿在两边过得都挺舒适自在，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了，瞪着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肯轻易表态。两个老太太就笑了，不约而同地说：“你个小东西，心眼儿挺多啊，谁也不想得罪！”
看到这情景，不禁勾起了我幼时关于走姥娘家的记忆。在我的故乡，人们把看望外祖父、外祖母，称之为“走姥娘家”。在一般情况下，小孩子们在爷爷奶奶家呆得多些、在姥爷姥娘家呆得少些。所以，去姥娘家才叫“走”，大约就是呆会儿就走的意思。
我从小跟爷爷奶奶在青岛长大，但二位老人每年都要带我回故乡寿光去呆些日子。有时爷爷工作忙走不开，没有工作的奶奶就独自带我回去。爷爷离休以后，回故乡的机会就更多了，尤其是在“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那段时间。
回到故乡之后，照例要去走姥娘家，看望一下姥爷姥娘。姥爷姥娘所居住的村子，在当地名头可是响亮得很，抗日英雄马保三就生于此、长于此、拉队伍起义于此。这个村跟着马保三抗日、革命的人中，出了几十位烈士，也有很多人建国后做了高干。大名鼎鼎的杨国夫司令，把这儿当做根据地，住过好长一段日子，姥爷还给他当过房东。这个村子，名字就叫牛头镇。都叫镇了，可见这村有多大。人民公社时期，这一个村就划分为十几个生产大队。牛头镇位于寿光北部，离爷爷奶奶居住的村子约有十五六里路的样子。
我打小比较认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时候，片刻也不愿离开他们。因而，就很犯怵走姥娘家。但我犯怵归犯怵，却并不妨碍姥爷姥娘想我。每当听到我回到故乡的消息，要么是姥爷姥娘打发舅啊姨的来接我，要么是请爷爷奶奶安排大爷姑姑的把我送了去。这中间，千哄万劝的，好不麻烦。姥娘曾满怀伤感地对我说过这样一件往事：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回去姥娘家，大人们连哄带骗，好不容易把我留下住了一宿。没想到，这下惹了大麻烦。整整一夜，我不停地哭闹，非要去找爷爷奶奶不可。姥爷就抱着我，一边哄，一边村前村后地来回转，一宿没合眼。那时已是深秋，一个花甲老人，抱着一个啼哭不止的幼儿，在夜幕之下的凉风中，孤独无助地踽踽而行，口中还满怀疼爱地念念有辞。直到如今，每当我想起这样的情景，就忍不住有种想流泪的感觉。
听母亲和舅姨们讲，姥爷是抗日时期的老党员，在村里威信很高，在家里自然也是说一不二的。年轻的时候，姥娘的脾气也很厉害，子女们都很怕他们二老。但我不愿去姥娘家，并不是因为害怕姥爷姥娘，而完全是由于爷爷奶奶对我太过疼爱。在我的眼里，姥爷其实就是个憨厚淳朴的老农，而姥娘则纯粹是个慈祥和蔼的白发老太太。
我很难形容得出，姥爷姥娘有多么地疼我。每次去，他们都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地弄些好东西给我吃。比方说，每当知道我要来，姥爷就会拿着鱼篓、捞网等家什，去捕些小鱼小虾之类的，炖了给我吃。再比方说，姥娘家的院子里有棵老石榴树，结的石榴虽不大，但挺甜。有次我去，正赶上石榴成熟时节，就猛吃一顿，连声说好。从此以后，每当石榴熟了时候，姥娘总要挑选几个比较大的，仔细地保存好，说是怕我万一来了吃不着石榴，直到放坏为止。至于给我做件新衣服、纳双新鞋子什么的，也是经常的事情。即便是这样，也没能让我多去几趟、多住几天姥娘家。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就成为了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姥爷去捕鱼虾的地方，在他们村的北边。这是一片湿地，乡亲们称之为“洼”，并把来这儿劳作、巡看称作“下洼”、“看洼”，口气亲切得很。在童年的我之眼中，这里是很大很大的，像是无边无际。其中芦苇遍地，水网纵横，鱼虾畅游，百鸟飞翔，绝对是个玩耍的好去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这片大洼是周围村庄乡亲们的钱袋子。除了鱼虾之外，那些取之不尽的芦苇也是好东西，盖房、造囤、编席等等，都离不了它。每当收获季节，来买芦苇的人络绎不绝。有一回，姥爷带我下洼，正赶上收苇繁忙之时。我惊奇地发现，队上卖苇的会计们竟用麻袋装钱！尽管都是些一块两块、两毛五毛的小票，也足以使我大开眼界了。于是，我就为这么好的地方居然在姥爷姥娘家而遗憾不已。心想，这洼要是在爷爷奶奶家就好了，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时去玩耍了。
这片养育了附近乡亲们的大洼，因为污染、水源补充不足等原因，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前几年我又去那里看过，水面浑浊萎缩，芦苇稀疏颓败，鱼虾基本绝迹，鸟儿难觅其踪，很是让人为之慨叹。
记事以后再走姥娘家，为了避免住在那儿过夜，我很是动了一些孩子气的小心眼儿。每次去，我都非要拉个堂哥堂弟啥的做伴，觉得这样姥爷姥娘就不能硬留我住下，我就能早早地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了。见我如此，姥娘有一次笑着说我：“哪有你这样走姥娘家的？还得拉着个伴儿，怕姥娘家有大妈虎（狼）啊？”
几乎每次去姥娘家，都是在刚刚吃完午饭之后，我便急不可耐地闹着要走。姥爷常常会心有不甘地同我商量：“在这儿住下打个宿头（睡一晚）吧？下晌（下午）我领着你下洼拿（捉）鱼去啊。后晌（晚上）弄不好还有电影来！”见我满脸不情愿的样子，姥娘就说：“别费事了，你留不住呵，快支锅子煮鸡蛋吧。”姥爷便不再言声，用几块砖头支起个小锅，煮上十来个鸡蛋让我带着，说是怕我在回去的路上饿。
在送我出门的时候，姥娘总会逗我一下：“你说，是你爷爷家好还姥娘家好啊？你啥时候再来啊？”年幼无知的我，连句善意的谎言也不肯回馈她老人家，通常是梗着脖子硬梆梆地甩出句：“爷爷家好！”至于啥时再来，是从不予以承诺的。姥娘便一声叹息：“唉，外甥狗儿、外甥狗儿，吃饱了就走呵。”而急盼着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的我，却不能体味出其中的伤感与无奈。
离开了姥娘家，我就如同完成了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任务一般，与陪我一起来的玩伴一边吃着鸡蛋，一边满身轻松地往回赶。当远远地看到夕阳映照下，掩映在浓密绿树之中爷爷奶奶所在村庄的时候，一种熟悉、亲切、踏实、温馨的感觉，方才从心底油然而生。
当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我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算是彻底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年轻的时候，由于生活的艰辛、生计的窘迫等等原因，人们对孩子的关心、付出总觉得不够充分。年龄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加强烈。在多子女的家庭中，此种情况可能更甚。于是，在第三代身上尽可能进行感情弥补的心理，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人们常说的所谓“隔代亲”，大约就是这么炼成的。
一个人，能够被好多人思念着、牵挂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今，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姥爷蹲在那儿，一边抽着烟袋锅儿，一边咳嗽着给我煮鸡蛋，火光映红了他饱经风霜、皱纹密布的脸庞；裹着小脚的姥娘拄着拐棍，站在枝繁叶茂、红花似火的石榴树下，依依不舍地目送我离去，微风吹扬起她满头的苍苍白发。
姥爷姥娘倾注在我身上的感情很多很多，要求我的回报却极少极少。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们，想必是格外地眷念生活，留恋亲情。由于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见一回，把我留在他们身边多待会儿，就成了二老最大的心愿。而我却是那么地吝啬，留给他们的总是失望与感伤。其实，在姥娘家多住个一天半日的，并不会影响我同爷爷奶奶的亲近，却能给姥爷姥娘带来很多的安慰和欢乐。可惜，当时的我却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少不更事者何也？实乃此时之我也！
充分地感受到被爱，是一种幸福；对得到的爱恰当地予以回应，是一种义务。而要很好地做到后一点，却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来自他人的爱意、善意，或者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而被我们随意地忽视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往往就只有惋惜了。能够幸福甜蜜地怀旧，是美好的。但当那些值得追忆的东西就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地去感受、好好地去珍惜，才是更有意义、更美好的。
只有学会了爱、真正理解了被爱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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