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研究的新思考
——《翻译研究基础》评介
摘 要：本文介绍了《翻译研究基础》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指出了该书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意义，并简单地讨论了该书的局限性。
关键词：翻译研究 基础
《翻译研究基础》（以下简称为《基础》）一书，努力排除传统译论盲区，对翻译研究做出了全面的思考。它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继2004年后推出的第一本入围“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系列的新书。作者Cay Dollerup是丹麦籍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国际译学权威期刊《视角：翻译学研究》的主编。
一、内容简介
作者在本书开篇提出了翻译理论原则的主要参数和概念；第二章论述了语言、文化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接着在第三章分析了当代翻译的多种形式和特点，如翻译包括局部翻译、要点翻译（gist translation）、亮点翻译(spot translation)等形式。然后在第四章辩证地批评了传统译论中“全知全能的译者”和“完美翻译”这两个与等值观密切联系的概念。作者指出译者不可能完全掌握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不能实现两者间的完美匹配；而多种译本的共存意味着不存在“完美翻译”。在第五章作者指出传统翻译史忽略了两个方面。一是重笔译，轻口译；二是它重语际翻译，轻语内翻译。第六章考查了威尔斯、奈达等人的翻译模式，认为它们都不具有普遍性。如它们都不能解释转译（Relay）等现象。作者指出“作者——受话人”翻译模式是值得怀疑的。在剖析上述现象后，作者概括了译本的本质。
翻译方法与工具是第七、八章讨论的内容。作者指出翻译方法的选择因读者期待、委托人的意见等因素而定，实践中表现为多样化。第八章主要从四点指出翻译中词典的作用是有限的。第九章分析社会语境对译者的影响。译者处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决定谁作为译者登场。译者还要受到翻译伦理的束缚，译者的地位受他所处的社会系统、原文性质和译者的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
第十、十一章对文本类型和分析理论进行了讨论。作者将原文分为用于翻译培训的原文和职业翻译的原文。作者认为按体裁划分的文本类型因没有考虑到发送方和接受方等文本外因素而过于笼统，德国功能派文本分析理论也有一定局限性。如：J. 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旨在淡化原文在翻译中的作用，使翻译研究的重心倾向接受方。H. J. Vermeer和K. Reiss的目的论重点关注目的语文本对翻译目的的表达程度，表现出严重的目的工具理性。Nord的忠诚原则又过多强调了发送者的地位。最后，作者简述了他的文本分析模式，并指出对内容、意图等因素的理解的不确定性，导致文本分析复杂化。
第十二、十三章探讨翻译评价标准和改进模式。作者认为目的语中能够被接受、能够反映原作或与原作近似的译本都是合格的翻译，并进一步提出了翻译评估的基本标准。作者针对具体的文本类型又提出了相应的评定方法，不过又指出翻译质量的评估因评价人、译者、语言、方式和文本类型而定。作者转述了K. Popper的问题解决模式，指出翻译实践和翻译意识都是一个不断提高但又不可能臻于完美的过程。
在第十四章中作者剖析了三个问题。一是从原文到译文的时间问题，二是原文的本土化，三是复译。二战前，译本一般延迟于原文出现，而当今翻译中原文与译文共时出现趋于主流。
如：科技产品说明书和国际书市上有卖点的文学作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同时出版（co-prints）。科技产品介绍信息针对某些具体的对象，这使它走向本土化。翻译文本的大量消费影响了人们使用语言，语言变化又催生了复译活动。
第十五章讨论当今原文文本的复杂表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一是文本发送者为复数，如：欧盟文件由多人合作完成。二是原文寿命变短，如：政府决议很快被新的同类文本替代。三是翻译数据库的成长和译本循环现象使原文成为互文的碎片。四是原文因环境不同而形态不同。如：英国作家J. Archer的小说First Among Equals（1984)英国版的有四个人物，而美国版的只有三个人物，情节由复杂变为简单。五是翻译后原文地位消失，欧盟文件草案先以核心语言文本出现，表决通过后，其它二十几种语言的译本和原文具同等法律效力。
二、特点与创新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本书讨论了翻译中的语言、文化、社会、译者、原文、翻译的形式、方法、工具、标准、评价方式和翻译与时间等问题。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新思考主要有：
1.强调翻译的复杂性。作者认为真实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语言和文化的动态性、庞杂性使语言文化间不能实现完全对等。目前翻译研究中的许多理论假设都建立在考查印欧语系语际转换的基础上，这种以西方语言为中心、以等值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有着不言自明的偏颇。二是翻译方法的复杂性，在直译与意译二元方法论格局中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翻译方法包括：直接转移、仿译（Calque translation）、文化改编、解释、添加、删除和补偿等。三是翻译过程的复杂性。翻译不完全是从发送者到译者再到接收者的直线过程，如：转译。四是原文的复杂性（见第十五章内容介绍），原文有外在的无法定量分析的超文本因素。五是作者还论述了翻译中的时间、方向性和社会因素给翻译带来的复杂性。通过考查现实翻译的复杂性，作者勾勒出一幅更逼真的现实翻译图景，它彰显了传统译论模式的弊端，又成为提出新模式奠定了基础。
２.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以往关于译作原作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两类：一是原作/作者/源语文化中心论，它认为译作应当忠实于原作/作者/源语文化。此类译论本质上是以等值为核心的理论，二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原作和译作同为纯语言的“碎片”，这两块碎片间有一定的亲源关系，但却不具有相似性，永远不会重叠或重合。与本亚明相较，德里达完全消解了“原文”的概念。他断言：“语言中没有任何因素完全是原创的，更遑论整个句子或文本了。”（Davis, 2004:16），原文只是它以前各种文本“踪迹的交织物”。而本书认为原文和译文关系表现为一个动静结合、既分且合的变化过程。作者认为在进入翻译过程前原文是自为存在的文本，翻译过程中文本才以原文形式出现，译文通过“相似性”和原文部分叠合。翻译过程结束后，译文和原文各自存在于自己的文化语境里或共存于同一文化语境里，独自发挥着自身的作用。相对于以前的认识而言，作者的观点打破了原文与译文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突破了译界对两者间关系完全静止、绝对依存或绝对分离的二元认识论框架，实现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际过程的“亲密接触”。
3.对翻译研究的部分概念做出了新的厘定。作者阐明了关涉翻译活动的外语习得、翻译培训和职业翻译三个概念，在此基础上又区分了语言学习者和译者。作者指出，外语习得的翻译以源语语言和文化为归宿，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者掌握外语语言文化，翻译的结果可以用原文标尺加以衡量。翻译培训的目的是在准现实环境下培养译者。而职业翻译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具有社会性和多向性，译文也不可以用等值的概念来衡量。此外，作者对什么是“合格的翻译”做出了界定，认为“目的语言中能够被接受、能够反映原作或和原作近似的译本都是合格的翻译”，并将其视为翻译评价的总体原则。作者认为译本的本质是：“译本是以源语文化中的文本为基础创造出的目的语文本。”
4.对翻译的发生做出了探索性思考。作者先后陈述了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人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海洋中往住“只取一瓢译”；二是拥有双语能力的人多如牛毛，成为译者的却凤毛麟角。作者由此指出翻译发生的原因一是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决定哪些文本会被翻译，谁会成为译者。二是版权问题。其中，转译会涉及到原文，转译译本的双重版权问题。三是待译文本自身特点（如是否有趣）和可译程度。此外，作者还指出了复译发生原因：一是语言变化导致复译。二是原作变动引发复译。三是读者对原文（主要是文学文本）的一种重新阐释。
三、意义与局限
勿庸置疑，《基础》一书作为立足新世纪对翻译研究做出新思考的专著，对当前的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它有自身的局限性。
1.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意义。一是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普遍指导意义。当前的翻译研究已发展成泛文化批评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翻译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泛化。与翻译研究主流相形之下，《基础》一书以微观的视角，描述的方法，解构兼建构的思维对翻译实践的具体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发掘淘炼，并做出了更切合实际的理论表述。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当前翻译主流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作者的研究视角更全面，因为他要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超出语言的层面，使用丰富的范例，以连贯的理论网络形式表现翻译理论。”此外，作者在书里并没有讨论具体的语言对，可见他的理论具有超语言对的普遍理论指导意义。二是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发。从理论体系上看，我国传统译论一直将作为翻译理论一部分的翻译原则、标准、批评、评价和技巧当作翻译理论全部，围绕“忠实”言无不尽；从文本类型上看，我国翻译理论一直偏重文学翻译理论。作者在就中国译论发表看法时就曾建议我国学者在职业翻译涉及的各种领域内展开全面研究。（胡显耀，2005：96）我国传统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地位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语言完全透明；译文与原文完全可以等值。本书通过较为全面地考查翻译具体现象、批判“完美翻译”和阐发译者作为社会存在的方式揭示了“等值”的虚无性，这对我们摆脱传统译论思维，发展中国特色译论体系不无启发。
2.局限性。其一，作者的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如作者认为“最好以口译而不是书面翻译为基础建立翻译理论假设”的观点是片面的，它明显流露出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倾向。作者认为“接受者很少会对翻译中的信息加以控制，即便控制，也不会对翻译结果造成影响”的观点忽视了接受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因为“话语是为他人而构建的”(巴赫金, 1998:181)，可以说译本在生成时就考虑到了接受者，因为译者必须考虑到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接受者接受。其二，本书在理论体系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术语使用的局限性。“发送人”、“信息”、“接受者”及由其构成的各种翻译模式图遍布全书，说明作者以传播学和信息论的交际模式建构翻译的理论体系。采用其他学科的框架模式来研究翻译的问题是它不但不能凸显翻译的“种差”，还会使翻译研究遭受到“作为一个已确立学科的合法分支被吞并入该学科”（Holmes, 2007:67）的危险。有学者认为“翻译学[之]在国际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潘文国，2002：20）。因此，翻译应当拥有自己的术语，只有如此它才有属于自己的体系和发展空间。二是讨论角度的局限性。作者在第六章开头认为只有用语言形式表现的文字材料才是文本。由此看来，文本等同于文章，这显然人为地缩小了翻译的发生范围。Claus Altmayer 认为文本包括：口头信息、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录像、CD、网络、音乐、绘画、广告、海报、漫画和歌曲等。（转引自姚燕，2004：14）高宁指出：“把译学研究完全放置[在]语言文本的框架内进行, 就无形中把研究锁定在一个恒定不变的层面而忘记了它原本同时拥有的多种可能性。”（高宁，2004：1）
总而论之，《基础》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视角独特，见解精辟。书中新颖观点穿插于各章节，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娓娓道来，只有读者深入到书中，才能体会到作者探讨问题之深，论及范围之广，开拓领域之多，才能对当前翻译研究做出更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巴赫金、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高 宁：《翻译发生学及其相关理论研究》，《上海科技翻译》，2004.1。
[3]胡显耀：《批判的眼光看西方译论——凯伊?道勒拉普访谈》，《外语学刊》，2005.4。
[4]黄海容：《本亚明翻译观述评》，《中国翻译》，2007.4。
[5]Dollerup,Cay. 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SFLEP, 2007.
[6]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 Beijing: FLTRP, 2007.
王峰苓、王妍芳：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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